日前,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近30%,或将超额完成全年目标。
根据商务部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560亿美元,同比增长29.2%。其中制造业对外投资大幅增长63.1%,国际产能合作与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取得明显进展。
比照此前商务部本月上旬发布会上的内容:前5个月,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直接投资,同比增长3.7%;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48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额合计48.6亿美元,主要投资国家包括新加坡、印尼、老挝、俄罗斯等。截至今年5月底,中国对“一带一路”64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实现各类投资1612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0%。
从数据上来看,中国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额虽然比例不高,但有专家指出,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将成为中国企业投资的重点。
针对现阶段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情况和特点,参与撰写《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15)》的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国际投资室副主任、研究员王永中接受了《中国产经新闻》记者的专访。
沿线投资快速增长
《中国产经新闻》:就您目前所了解的信息,中国目前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总体规模如何?考虑到目前“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和推进,对沿线的直接投资在近期会增长吗?
王永中:在过去的十余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经历了快速增长。根据商务部的数据,中国对6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由2003年的2亿美元大幅升至2013年的134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总额的比例相应由7.1%攀升至12.4%,年均增长率高达61.1%,明显快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期49.6%的年均增长率。从传统基金会(TheHeritageFoundation)的数据来看,201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型项目的投资规模高达249.2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3.1%。
从上述两组数据的对比来看,传统基金会的数据明显高于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且其波动程度也明显大于后者。2005-2013年期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平均规模为69.2亿美元(官方数据),而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大型项目投资的平均规模达139.2亿美元(传统基金会数据),其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例分别为10.8%、28.1%。这表明,大量的中国资本通过香港、开曼群岛和维尔京群岛等国际离岸投资平台和避税港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从总体上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目前尚不是中国主要的境外直接投资目的地,中国主要的境外投资目的地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和资源丰富的国家。不过,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估计近期将有较快的增长。
《中国产经新闻》:如您所说的,中国对于“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热情越来越高涨,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这种投资效果会快速显现吗?
王永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但不是主要的目的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然主要配置于欧美发达国家和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综合中国官方统计数据和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数据,2013年底,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份额介于10.8%和28.1%之间。这意味着,即使未来“一带一路”战略得以顺利实施,中国对外投资倚重发达国家和资源丰裕国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
所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效果的显现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在短期内不能对之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与跨境直接投资的低份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一半以上的对外大型工程承包项目的市场需求来源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佐证了中国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五大重点合作领域之一的现实性和前瞻性。
总体判断上来说,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虽然达到了可观的规模,但其占中国对外投资的份额仍然较低,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原因上来看,首先,总体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较丰富,工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与中国经济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开展直接投资和工程承包业务提供了契机。
其次,在过去的十余年中,中国国内对资源能源需求较为迫切,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投资主要集中于能源资源行业、金属矿石行业以及资源加工业。
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机制不成熟、政治和社会不稳定性风险较高、劳动力成本较高或劳动力素质较低以及部分国家经济发展形势不佳、国内市场空间相对较小,限制了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的投资。同时,中国企业因受对外投资的能力和经验的限制,对“一带一路”投资规模相对较小。
在未来,我认为随着“一带一路”的实施,以及中国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环保压力加大,中国在基础设施、制造业领域对其投资规模将会有较快的增长。
东盟“吸金”最多投资行业多元化
《中国产经新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而且宗教、文化、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的情况都有很大的差异,相信会对中国企业的投资选择造成一定的影响,在您看来,目前,中国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有怎样的不同和特点?
王永中: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大型工程承包业务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东盟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吸引中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地区,是中国大型承包工程业务的最大需求市场。西亚、中亚是中国直接投资和承接大型工程项目规模较大的两个地区。中国对南亚、独联体和中东欧的投资较为滞后,规模较小。从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的行业结构看,能源占绝对主导地位,金属矿石居次席,不动产、交通分列第三、第四位,农业、高科技和化学等行业的投资规模相对较小。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担的大型工程承包项目主要集中于能源、交通和不动产等行业。从对外投资的微观企业类型来看,中央级国有企业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投资的主力军,地方企业只能发挥补充性作用。
具体来说,2013年年底,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存量为306.4亿美元,占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存量的52.3%。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主要分布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2013年,中国对新加坡、印尼的直接投资流量分别为20.3亿美元、15.6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一带一路”直接投资量的15.1%和11.6%。
从投资规模来看,截至2014年上半年,中央级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型项目投资的存量为864.5亿美元,占中国对“一带一路”大型项目投资总量的67.4%。
地方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大型项目的投资存量为419亿美元,占中国对“一带一路”大型项目投资存量的32.6%。中国地方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主要来源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上海企业对“一带一路”的投资存量最大,达99亿美元,占地方企业投资量的23.6%
凝聚共识降低投资风险
《中国产经新闻》:可是,无论谁是主力军,近几年,中国国企和民企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均有投资失败的新闻见于报端,包括此前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受阻等,政治、法律等风险打击了我国企业对沿线国的投资热情,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王永中:首先,中国的政府、学术界、媒体和企业界应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各界人士宣传与解释“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和合作领域,化解其误解和疑虑,增进共识和互信。其次,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语种人才的培养力度,鼓励行业协会商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别调研和情报信息搜集的力度,深化国内社会各界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国情认识。
此外,中国政府应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修改和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支持中国企业在海外依法维权,要求所在国的政府和法律公正、透明地保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同时,企业也要规范自身海外经营行为,提高企业的合规守法意识,完善政府对外投资促进体系,降低中国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完善投资策略,不要盲目追求大规模的投资项目,适当克制对能源资源等敏感行业的投资,减少投资项目的受关注度和政治风险。
最后,充分发挥香港在内地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中介服务功能和平台作用,缓解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风险。
而且我建议构建中国对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预警和管理体系,为国内企业降低海外投资风险、提高海外投资成功率提供参考。
编辑:何惠平 来源:中国产经新闻